2017-12-28 04:10
宅~有何不可
分裂與互不相容 民粹主義背後的“怨恨”
[b]民粹主義背後的怨恨[/b]
放眼未來，決策者和政治領導人需要解決受到民粹主義者
利用的根本性問題。首先，需要確保社會貢獻能夠獲得
比今天更加恰當的回報，從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糾正
文/拉多斯拉夫·斯科爾斯基(Radostaw Sikorski， 波蘭前外交部長)
要為美國總統特朗普鼓兩次掌。沒有他，西方將仍然把民粹主義視為中東歐獨有的問題。但特朗普當選總統以最清楚的方式證明瞭一個事實：民粹主義?不僅僅是所謂的“不成熟的後共?主義國傢”的專利。
據說，列夫·托爾斯泰曾說過，一個人距離一件事越遠，他越是覺得這事似乎是必然的。今天的民粹主義風潮即是如此。波蘭法律和正義黨(PiS)在2015年以38%的選票支持率贏得權力不是必然的；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年也不是必然的，其實他比他的對手少瞭300萬張普選票。在這兩個例子中，幸運和競爭制度安排起瞭一定的作用，與此類似的是，在2017年的法國大選中，這些因素也把自由派帶到權力的高峰。
盡管如此，在步入2018年之際我們應該認識到，迎接我們的將是又一個民粹主義動蕩之年。畢竟，民主國傢的民粹主義政治?非什麼新鮮事，不管這個國傢是年輕還是古老。在19世紀，“自由鑄造銀幣”運動讓美國陷入分裂，如今，退歐運動讓英國重蹈覆轍。
民粹主義成功的原因是其利用瞭選民對建制派的疏離感。建制派沒能或無法有效地應對嚴峻的挑戰——比如19世紀70年代美國的農作物價格低迷和債務通縮，或今天歐盟的移民問題。他們常常用簡單的方案對付複雜的問題。一旦掌權，他們常常不能兌現承諾，倒是把公共資金花個一乾二淨。聰明的建制派政治傢會將一些民粹主義觀點融入自己的政治計劃中。在做出瞭這些妥協後，民?情緒一半會有所冷卻，社會也能夠恢復穩定。
那麼，今天最重要的民粹主義怨恨是什麼？從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傢的情況來判斷，至少有三樣東西：階級不滿、對人口結構?望和身份危機。所有這些怨恨都有合理的根源，也都需要解決。
與流行的信念相反，所有這些怨恨都不是嚴格的經濟問題。在波蘭，25年來收入一直在上升，不平等性一直在下降。但與此同時，普通人越來越懷疑精英“飽食終日”，而其他所有人都得為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而奔波。
部分問題在於預期超過瞭現實，當預期無法滿足時，人們便開始懷疑社會契約本身不公平。這種不公平感對於民粹主義運動的支持作用遠遠大於收入水平。畢竟，即使你的收入遠遠高於波蘭最低工資標準，你也很容易對全球富豪將億萬美元藏匿於避稅港，或跨國公司慣常逃避納稅義務而義憤填膺。
此外，盡管民粹主義者在移民問題上發出種族主義的聲音，但他們的直覺是慷慨的福利國傢和開放邊界互不相容。這種直覺並沒有錯，地中海的對岸有10億人，不能因為他們等著過上歐洲福利國傢的生活而譴責他們。他們中的許多人所生活的國傢根本沒有福利可言，甚至連基本的國傢功能都不具備。
歐洲不可能接收所有的人。對於可容忍的移民率是多少、西方國傢的接受能力以及邊境控制問題，還存在法律上的爭論。此外，公平地講，應該問一問是否有比大規模移民更好的辦法來解決與人口老齡化有關的問題，比如通過增加兒童福利和?假而促進生育率的提高。民粹主義者和他們的同情者最討厭的是，他們僅僅是提出這些問題就會被扣上不寬容或更大的帽子。
至於第三項民粹主義怨恨即身份危機，可以預見的是，在全球化和精英政治時代落後的群體，將轉向通過集體身份來尋求尊嚴。尤其是在波蘭和美國，這一趨勢因為宗教虔誠度的下降而強化。民族主義是害怕失去生計的人的最後的庇護所。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多數派在遭遇淪為少數派的危機時所做出的反應。
如今，除瞭這份“怨恨清單”之外還有一個事實，即從歷史上看，每一場信息革命都會導致政治革命。在一個社交媒體不受監管的世界，民粹主義煽動傢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點燃早已在選民中間蓄積的困惑、幻想和犬儒主義。
放眼未來，決策者和政治領導人需要解決受到民粹主義者利用的根本性問題。
首先，需要確保社會貢獻能夠獲得比今天更加恰當的回報，從而對資本主義進行糾正。即使我們承認金融傢對社會的貢獻要比醫生更大，但是他們的貢獻難道會大1000倍甚至10000倍嗎？
與此相類似，現在是時候將躲在經合組織認定的避稅港裏的公司和個人賬戶揪出來瞭。歐盟堅持要求跨國公司在經營所在地繳稅，這是正確的，歐盟成員國必須支持歐盟委員會對此加強控制的提案。
其次，政府必須重新控制國傢邊境，對於歐盟來說，則要控制超國傢邊境。公民希望能夠決定讓誰在什麼條件下和他們一起生活，他們也希望確保新來的鄰居是帶著做個好鄰居的意願前來的。
第三，政客必須停止利用廉價的民族主義作為贏得選舉的策略。他們欠選民一個解釋，解釋為什麼多邊主義能更好地保護選民利益。歐盟尤其如此，它需要加強培養歐洲的愛國主義，也許在外圍進行聯合軍事行動是對此有效的途徑。
最後，互聯網、社交媒體和其他新技術需要受到規範，完成這一目標既可以通過促使公司加強自我約束，也可以通過實施新的立法。和一切改變世界的發明一樣，數字技術也有不容忽視的明顯的副作用。
這些目標是困難的，但也是可實現的。與肆虐今日的失敗主義相反，我們能夠通過民主手段實施立法，監管和解決民粹主義者所提出的問題。但一切行動都需盡快展開。假如我們不行動，民粹主義者就會行動，並帶來更具破壞性的結果。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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