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3-14 16:00
宅~有何不可
媒體：美俄因烏克蘭問題隻能會談不會和解
原標題：大國弈?美俄離“和解”還有多遠：烏克蘭問題仍是死結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華盾
日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與烏克蘭外交部長帕維爾·科裏姆金會面時表示：“華盛頓將繼續支持基輔，並維持對俄制裁。”幾乎同時，美國首次公開指責俄羅斯部署一枚陸基巡航導彈，從而違反瞭30年前簽署的軍備控制協議，克林姆林宮隨即予以否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最新刊文稱，美俄在中東重新回歸競爭關係……特朗普剛剛上臺時一度湧現的“美俄關係新時代論調”開始降溫，眼下重新審視美俄關係的可能性走向，顯得很必要。
2014年初開始的烏克蘭危機及其溢出效應，導致美俄關係陷入蘇聯解體以來的最大危機之中。美俄是非角力3年之後，“商業大亨”唐納德·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他斥責美國政客行為，批評不尊重俄國利益的外交政策，對普京個人公開表達善意。在俄羅斯方面，從普通民?到精英階層，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對人道幹預和民主建設表現出厭惡的特朗普，將不會站在道義制高點指摘俄國內政外交，而是與俄羅斯在平等層面進行實用主義對話。兩方的積極姿態使不少人開始預期美俄關係將會和解。
然而，與其說上述觀點是一種預判，不如說是一種希冀，因為特朗普的“親俄”態度並不能直接推導出美俄走向和解的結論。此邏輯鏈條成立的前提是同時滿足一系列主觀和客觀條件，有幾個關鍵問題需要回答：特朗普是否真的“親俄”？他是否能夠如己所願與普京展開對話？美國和俄羅斯能否在某些對雙邊關係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當然，如果有任何一方無意修繕此雙邊關係，那改善也無從談起，因此，上述提問是基於克裡姆林宮有意改善俄美關係的假設。本文將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並對美俄關係的前景做出粗淺判斷。
[b]短期之內，對話可能而和解無望[/b]
從歷史經緯上看，特朗普是美國曆史上一位傳統而另類的總統。說他傳統，是因為其外交政策傾向符合美國1776年建國至今大多歷史時期的孤立主義和例外主義外交思想，而非1945年以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的“國際主義”。在二戰後歐洲百廢待興、美蘇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衝突高漲的背景下，美國成為所謂“自由世界”的旗手，而它成為世界單極霸權也僅僅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20多年的事情。
特朗普的另類則源自其有別於冷戰後幾位美國總統的商人出身，以及其強烈表演性的、追求光鮮的、言語間虛高的商人性格，其對“美國並不清白”的評論一方面便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則是自詡為不同於一般政客的另一種體現。
事實上，特朗普對俄羅斯和普京的積極表態恰恰符合其“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執政思想。特朗普認為與俄羅斯關係破裂不符合美國的自身利益，而對普京的稱讚也僅僅是從現實主義政治經濟和地緣政治角度，對領袖應以國傢利益為上的認同。特朗普“親俄”的源泉來自於對美國自身利益的追求，因此，就短期而言，美俄關係改善應該更準確地定義為“對話”的開始，而非即刻“和解”。
盡管如此，就算特朗普主觀上有意修繕對俄關係，美國政治和國內環境同樣制約著特朗普在外交政策領域改弦更張的能力。總統候選人大多會在選戰時批評前任的外交政策，宣揚不同的新政構想，而當真坐在橢圓型辦公室時，實際外交政策的連續性走向與選戰時的躊躇滿志之間，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方面，官僚機構的力量非常強大，它為總統提供大多數信息和政策選擇，是總統需要依仗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新任總統過分強烈地轉變外交政策方向很難受到公?支持，維持原有基本同盟結構的公?意願仍然很強。
對特朗普政府來說，其最大的挑戰並非來自國際政治，相反來自國內。上任僅一個月，特朗普與官僚機構便針鋒相對，其當選合法性也因國傢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的“電話門”事件而倍受質疑，且並未隨弗林辭職而平息。
同時，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將改變美國國內的資本關係和權力關係，從而導致大量資源的根本性重組。這一過程中的阻力勢必成為特朗普執政的一大障礙。另外，支撐特朗普當選的主要原因來自選民對解決國內民生問題的期待，而並非對其外交政策的認可。因此，解決國內問題對他的重要性遠高於國際問題，在國內問題沒有妥善解決之前，冒然在國際問題上強烈轉向並非明智。
[b]美俄“交易”：現實考量和零和遊戲[/b]
商人出身和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造就瞭特朗普“戰術型交易主義”的外交風格，他與普京的對話亦將表現出典型的利益交換特徵。這意味著雙方各自的利益需求和滿足對方需求的能力，將決定這場交易的進程與結果。
特朗普要“讓美國再次偉大”，同俄羅斯合作解決一系列國際問題成為題中之義。
首先，營造穩定的國內國際安全環境對美國的發展至關重要，美國須與俄羅斯加強國際反恐合作，俄羅斯的參與將使打擊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事半功倍。特朗普若想讓美國抽身於敘利亞戰爭的泥潭，則也必須與俄羅斯達成一致。
其次，在核不擴散和軍控領域，美國也需要俄羅斯的合作。俄羅斯作為核大國和軍事強國，以及伊朗和朝鮮核問題談判當中具有較強話語權和影響力的參與者，能夠極大程度地影響美國國傢安全和國際安全利益。
第三，美國須與俄羅斯在國際網絡安全領域達成共識，在網絡世界中建立制度性國際行為規範。從2013年斯諾登事件，到總統候選人希拉莉·柯林頓“郵件門”，直至2016年俄羅斯被美國指責通過網絡攻擊影響美國大選，網絡安全及其規範的缺失正影響和威脅著美國國傢利益。
第四，加強俄羅斯在中美競合中的槓桿作用。特朗普批評奧巴馬政府將中國和俄羅斯推至美國對立陣營的“愚蠢行為”，意味著他將避免重蹈其覆轍。同時，在中美主要集中於經貿及發展模式上的競合中，使俄羅斯在中亞地區制衡中國的崛起。
反觀普京的需求則較為清晰，且多來源於對自身國際地位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在蘇聯解體後逐漸積鬱，並在2014年烏克蘭危機中爆發。首先，承認克裡米亞入俄的既成事實和烏克蘭問題的現實性，即以烏克蘭為代表的、俄羅斯在後蘇聯空間的勢力邊界。其次，撤消對俄經濟制裁。第三，與美國平等對話，美國不再站在“民主自由”的制高點幹涉俄國內政，尤其在即將到來的俄總統大選期間。第四，承認俄羅斯的地區和世界地位。
梳理之後可以發現，美俄之間並無多少共同利益，兩國對國際事務在政策實施、危險評估和緊迫性認知方面也迥乎不同。但俄羅斯確實能夠通過各種方式，不同程度地滿足美國的訴求。而美國如果能夠與俄羅斯在國際反恐、核不控散與軍控以及國際網絡安全中達成共識，那麼滿足俄羅斯對國際地位的渴求和平等對話的願望，自然不在話下。
美俄合作最終集中在如何解決烏克蘭問題及其連鎖反應上，而這是一場零和博弈。克裡米亞入俄的不可逆性，使俄羅斯與歐洲的安全困境在冷戰結束後被放大到無以復加，特朗普如若淡化烏克蘭事件而與俄交好，則勢必削弱美國在歐洲及北約的影響力，甚至背負背叛盟友及“自由世界”價值觀之罪，遑論撤銷經濟制裁或承認克裡米亞入俄。而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再無可失，連鎖問題亦已得到控制，又因俄羅斯樂見一個不再團結的歐洲和不再堅定的美歐關係，其在烏克蘭問題上更無單方面妥協的可能性。